湖北日报讯 本报评论员

　　编者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我们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倡导廉洁、崇尚廉政，无疑是这一棵根脉最深厚的文化“大树”中，枝叶最茁壮的“树干”之一。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省委书记李鸿忠从丰富的历史典籍和经典名句中旁征博引，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精髓，阐明廉洁从政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体现出“让书写在古籍里面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现实意义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用”的文化追求。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一起，于历史的感悟中补足精神之“钙”，于传统的滋养中筑牢立身之“魂”。

　　“廉者，政之本”。《晏子春秋》只用短短几个字，揭示了“廉”对“政”的基础性意义。何谓之“本”？历史典籍中多有阐述。《周礼》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考察官吏“六要”虽指向不同，但均是“廉”字当头，以廉为本；明末清初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倡导“清、慎、勤”，三个为官准则也将清廉置于首位。直到今天，100个好干部，可能有100种画像，但清廉二字，始终都是不曾移易的一条基本标准。

　　廉为政之本，廉既是从政之起始、之源头，也是从政之使命、之归宿。为什么从《易经》开始就要讲“君子以简德僻难，不可荣以禄”？为什么到了《清实录》还要强调“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那便是任凭朝代更迭，廉政作为“吏德”的核心要义却一脉相承——“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为什么明朝庄元臣《叔苴子·内篇》要把“君子之为君子”的标准，定义为“一人死而万人寿，一人痛而万人愈，一人忧而万人乐，一人劳而万人逸”？就是因为为仕从政之人，应当把“一人”的价值目标指向“万人”，把从政的宗旨归结到“为人民服务”。

　　廉为政之本，不廉既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糜不有初，鲜克有终”，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以唐玄宗从即位之初“能自刻厉节俭如此”，到“晚节获以奢败”，警醒奢靡对腐蚀个人意志、致使国家败落之易，指出廉洁节俭坚持不懈、善始善终之难。个人之“廉”，在于“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这是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道出的俭则成、奢则败的思想根源。整个政治生态之“廉”，则在于“大臣法、小臣廉”，以上率下。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疾贪》中讲“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东汉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讲“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无不是强调“正人先正己”的垂范引领，强调“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的榜样力量。

　　从出台“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践行“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十八大以来的正风反腐，正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才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形成了党政军民同频共振、上下一心的良好局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二世而没；“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由盛转衰；腐败日深、国事日坏，以致史家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治乱交替、盛衰无常，何尝不是“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历史教训？何尝不是廉为政之本、不廉则政亡的深刻警醒？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向多远的将来。”从廉洁到廉政，古人对“廉”的推崇，不仅体现为个人的道德准则，更是对政权兴亡、国家兴衰历史规律的认知。鉴往知来，我们更当从“廉者，政之本”中，强化对执政地位、执政根基的忧患意识，在民心向背中，强化“‘赶考’远未结束”的责任意识。追根溯源，我们更当以传统廉政文化涵养心灵，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让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成为每个党员干部接受思想洗礼、筑牢思想根基的过程，成为在从“不敢腐”到“不想腐”中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长效机制的过程。